摘要:
通州鞋匠 北京 1918年
通州鞋匠 北京 1918年
图说:在人们习穿布鞋的年代,照片中的补鞋匠到处可见


西德尼·D·甘博摄影镜头下的中国
文/邢文军

西德尼•戴维•甘博 (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从1908年到1932年,甘博先生先后四次访华。第一次在1908年清朝晚期,他刚刚高中毕业。1917年到1932年期间,甘博三次旅居中国,自费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干事,负责城镇和乡村调查。在他的任期内,甘博用他的摄影机建立了一部有关中国的图像档案 --总共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毫米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抓住了处在重大历史变革时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即将崩溃,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在诞生却又面对内战的混乱,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北京普林斯顿”的义务成员,甘博主持了对中国北方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经济调查,协助在北京建立起社会服务工作,成为西方在中国引进社会学教育和开展社会学工作的先行者。


甘博在独轮车上 新都至成都 1917年

四次旅居中国
1908年,甘博随父母和弟弟第一次来中国。他的父亲戴维•B. 甘博 (David B. Gamble)刚刚从家族企业宝洁公司 (Procter &Gamble Co.)辞去了秘书和司库的职务。老甘博因为健康原因决定提前退休,并举家从辛辛那提迁往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建造一栋新房的同时,老甘博夫妇应日本、朝鲜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带着两个小儿子到远东和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


甘博和轿子 成都 1917年
图说:摄影远足的笔记,靠支在三脚架上的打字机完成。

仿佛命里注定,甘博随父母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使他和中国结下了毕生不解之缘。他对伟大的东方文化深深着迷,为她的贫穷而震惊,对她勤劳好客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甘博自己的话说,他的第一次访华像是一只东方的昆虫,叮咬了他一口。

邀请甘博一家访华的主人罗伯特•F. 费奇(Robert F. Fitch)是杭州的一位传教土,同时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费奇介绍甘博认识了一位在四川省会成都公立大学任教的奈特(Knight)教授。奈特给甘博和费奇翻看了他在四川地区拍摄的部分照片。“奈特不过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费奇回忆道,“他的作品远谈不上完美,但他迷人的照片集表明,中国对于摄影师和探险家而言是个天堂。”费奇答应,如果甘博有朝一日回访中国,他一定带年轻人到更偏远的内地进行摄影远足。

在读完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并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甘博的确再次回到中国。从1917年6月至9月,甘博同费奇和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师约翰•H. 亚瑟(John H. Arthur)一起,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而上,长途跋涉,深入到四川省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总行程超过6,500公里。这支“美国三人大马戏团”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拍摄了3,000余幅关于中国内地人民的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

摄影远足一结束,甘博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从1917年到 1919年、1924年到 1927年及193I年到1932年,甘博作为一名志愿者,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就职燕京大学基金会。他对中国的城乡作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结果发表在五部主要著作中:《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I933年)、《定县 一 华北农村社会》(1954年)、《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年)和《定县秧歌选》(1970年)。

甘博旅居中国期间,从未停止过按动那台Graflex牌照相机的快门。到1932年回国时,他积累了一整套价值无比的影像档案,包括 5,000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和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记录了涵盖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

鞋盒子
然而,直到1984年,甘博的这批丰富的照片包括原始底片、幻灯片和电影胶片都被存放在纽约家里的阁楼上,没有人注意和照料。甘博于一九三二年最后一次访华之后,随着日本的侵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和冷战对抗,他失却了在有生之年再次访问中国的任何机会。甘博的照片档案,如他的长女、在中国出生的凯瑟琳•G•科伦夫人(Catherine Gamble Curran)所说,是“偶然地,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在甘博 1968年逝世15年后才被重新发现的。

1984年在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科伦夫人惊讶地发现“投映在墙上的一些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幻灯片是父亲拍摄的,这些幻灯片美丽而着色奇异。”科伦夫人是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董事。新上任的协会主任杰森·P. 艾斯特 (Jason P. Eyster),对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历史和甘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非常感兴趣。为了发现更多有关甘博的资料,艾斯特拜见了甘博的遗孀伊丽莎白•甘博。甘博夫人将艾斯特领到家中三楼上的一间壁橱,壁橱里有几只檀木盒子,里面存放着几百张人工着色的彩色幻灯片。另外的几个鞋盒子里装满了近6,000张黑白照片的底片。这些保存完好的底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后来发现的三十卷电影胶片,是西德尼•甘博在1917-1932年的三次旅居中国期间拍摄的,其中一小部分是他随访日本、朝鲜和苏联的照片。作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学者,甘博不仅为胶片和幻灯片编了号,而且标明了每张照片的地点、时间和内容。与他发表的著作一样,甘博这些未经发表的照片也是一笔研究中华民国早期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资源宝库。正如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斯宾塞教授所指出的:甘博从三个不同的方面研究中国,同时又能将该三方面融合为一体:第一,他坚信基督教会有助于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第二,他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解究方画受到的专业训练,使他能够积累调查资料和数据为社会改革作准备;第三,他热爱摄影,照像机的镜头成了他关注时代危机的一只眼睛。

1984年甘博的照片被重新发现后,甘博的长女和其他家人于1988年向读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D. 甘博拍摄的中圈和她的人民》摄影集。之后,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纽约华美协进社和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巡回展览部共同主办了《两次革命中的中国:西德尼•D. 甘博 1917-1927年摄影展》,该展览从1989车到1992年之间在北美的19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

毕生的事业
1902年,纽约的一些职业摄影师成立了“摄影退盟”组织,使现代摄影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门类。次年,第一家摄影刊物《照相机工作》出版发行,专门介绍欧洲和美国名摄影师的作品。十九世纪末现代摄影的飞速发展归功于几项重大的技术性突破:放大技术的出现缩小了像机和底片的尺寸;1889年乔洽•伊斯特曼(George Eastm6n)发明了使用附着感光乳胶的胶卷;八年后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成功地刊用了照片。新技术使业余摄影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通过邮局把胶卷或胶片寄出去冲洗和加印。

甘博的摄影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作为青少年的嗜好,继而成为校园的主要课外活动,最终成为他对中国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写实记录,并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成就。

甘博对摄影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其父爱好机械,对照相机很着迷。通过他的影响,摄影成为两个小儿子西德尼和克莱伦斯的嗜好。1900年小甘博得到了他的第一部望远镜头,三年后获得一部5 x 7照相机。从辛辛那提的初中到加利福尼亚州欧海市萨切尔私立高中,甘博始终用他的相机拍摄校园的生活,并多次获奖。1907年,撒切尔高中的创始人在给甘博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欣赏你出色的摄影作品,感谢你的照片给全校师生员工们带来的喜悦。”

甘博一家经常在国内外旅行,加深了他对接影的爱好。也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选择了一门颇有兴趣的学科- 自然地理。日后甘博成为美国地理协会和伦敦皇家地理协会的终生会员。

1908年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旅行,使甘博第一次接触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这次旅行中,甘博和弟弟在上海、杭州以及日本和朝鲜拍摄了300余副照片。

甘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摄影成为他的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他以摄影为校刊服务,并由此而有所收入。甘博在普林斯顿有一间额外的卧室,既是储藏室又是暗室。1909年,他大学二年级时写道“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甘博由此获得114美元的收入,这笔钱恰好足够购买一台 Graflex半自动相机。

自全家1908年第一次访华之后,甘博就始终盼望着有朝一日回中国做摄影远足。为此,他很早就接触到十九世纪后期拍摄中国社会的出色摄影家费利斯•比托 (Felice A.Beato)和约翰•汤姆逊(John Thoinson)的作品。1917年五月,甘博第二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与比托和汤姆逊相比,以及与早期在清王朝灭亡前夕,试图拍下中国风景、宗教和建筑的永恒影像的德国摄影师恩斯特•波士曼(E r n s tBoersctimann)相比,甘博的摄影作品有着更高的建树。甘博把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的情怀和专业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以独特的眼光透过他的镜头为他的摄影作品增添历史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学和美学的内容。甘博在1917年的摄影远足中拍摄了 1,000多副照片,后来的16年当中又拍摄了近4,000幅。他的摄影遗产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位专业摄影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

西方摄影在中国
鸦片战争中西方用大炮顷刻间轰开了中国的港口,紧接着照相机撩开了中华帝国神秘的面纱。比托作为英法远征军的半官方随员,是第一位到中国北方和北京拍照的西方摄影师。比托随军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中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活口之后,拍下了遍地是战死的中国士兵的照片,而后在被占领的北京又拍摄了目前仅知的圆明园的早期照片。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所焚毁。

随着中国主要港口的对外开放,专业和商业摄影师也来到了中国。来自欧洲的摄影师.米勒(Iiller)活跃于广东和香港一带,专门从事人像摄影。苏格兰摄影师汤姆逊在中国沿海和内地旅行了5,000多英里。除访问北京和天津地区外,他乘船沿长江而上,抵达湖北和四川。毫无疑问,汤姆逊是十九世纪末到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摄影的最著名也是成果最丰的一个。


飞沙宝塔 去苏家村的路上 1917年

二十世纪初,照相机小型化和赛璐珞胶片的应用使业余摄影迅速发展。随着专业和商业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一批业余摄影师也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和商业扩张来到中国。西方传敦士、医生、教师、科学家和外交官等带着他们的照相机,拍摄了多有关中国的照片,或发表于书刊杂志或成为博物馆或私人的收藏品。但是对中国摄影有所贡献的,主要也是几名欧洲的业余摄影师。英国植物学家厄尼斯特•H. •威尔逊 (Ernest Henrywilson)受英国皇家植物园和啥佛大学阿诺尔德植物园的派遣到中国工作。作为一名出色的业余摄影师,他在拍摄中国植物的同时,深入到中国乡村拍摄了1,500余幅乡村的风光和人物。威尔逊可能是最初几个进入渺无人烟的中国西南四川省部分地区进行探险的人之一,探险的结果记录在他的《在中国西部的一位自然学家》(1913)一书中。

几乎同时代的另外两位有名的业余摄影师是商人。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受雇于香港广东和澳门轮船公司,这使他有机会详细拍摄了这几个地区的水道,作品发表在《广东和西江指南》(1910)。唐纳德•梅尼 (Donald Mermie)先后在北京的麦克塔维士及利门公司和A•S. 瓦特逊公司工作,使他有机会先于甘博数年拍摄晚期清朝灭亡的景象。他在摄影集《北京的演变》(1920)中,试图运用摄影刻板艺术展现一幅罗曼蒂克式的中国风光。

甘博是进入中国摄影的首批美国摄影师之一 与前述早期的欧洲摄影师相比, 甘博的照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他在中国旅行的距离和汤姆逊相仿,走遍了十几个省份和无数的城镇村落。在前后二十五年跨度下,他拍摄了从清代末期到民国初期的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他在四川西北部和北京拍摄的大量作品比威尔逊和梅尼的摄影更加引人注目。

历史的见证
甘博的照片风格融记实、素描、民俗、社会学和艺术于一体。他的照相机抓住了旅居中国期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是1918年华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战和平庆典、运动。“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和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游行示威的学生 北京 1919年11月

甘博照片的风格和二十世纪写实摄影大师路易斯·海因 (Lewis Hine)相似,甘博记录了1919年“五四”运动头六个月在北京发生的主要事件:天安门前的学生示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北京主要街头演讲;警察逮捕学生,并将他们关押在临时监狱;以及全城规模的示威游行。


孙中山国葬 1925年

甘博详细记录了1925年3月20日在北京举办的孙中山葬礼。甘博对中国的丧葬礼仪很感兴趣,但他同时意识到孙中山“是民国早期一位著名而又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孙中山的葬礼对甘博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难得的摄影题材,因此他记录了从北京协和医院开始,在中央公园结束的整个仪式。中央公园由此改名为中山公园。

甘博用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为他的每一本社会经济学著述配图。这些高质量的照片提供了中国城镇和乡村生活影像,令人印象深刻,与他著述中细腻的文笔相辅相成。甘博的两本关于北京的书中收录了这样一些照片:通县鞋匠、满族贵夫人、骡轿、“结实无比”的北京大车、骆驼商队、送水的独轮车、乞丐、人力车车棚、旧式和新式监狱、劳苦大众的住房和富裕人家的庭院、神龛和门神、婚礼和葬礼等等。他在关于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两本书中选用的照片有:乡村祠堂、农家院落、打场脱粒、手工纺线、守青、乡村集市、乡村铁匠、制砖和纺纱等等。雅各伯•瑞斯 (Jacob Riis)作为报刊记者常常给自己的文章配发照片,甘博拍照的目的则不单纯是为了他的学术著作配插图。摄影和社会调查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一种是艺术,而另一种是文学。甘博雄辩地将这两种不同的形式结合起来,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加深对人类生活和苦难的理解。

永恒的主题--人
他的收藏中很容易找到此类照片,不少可以与早期汤姆逊、梅尼、威尔逊和波士曼等西方摄影师的作品相媲美。《飞沙宝塔》(见第 8 页)描绘了四川西北部山区一座破败的高塔,画面雄伟而又神秘,富有诗意的塔名和久经风霜的宝塔给人一种深沉的文化艺术上的享受。

万县桥 万县 1917年
《万县桥》像是一幅漂亮的水彩画,令人回味。、甘博的摄影镜头也并未忽略那些古老的宫殿和庙宇,如紫禁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文华殿、雍和宫、孔庙、灵隐寺、泰山寺店等等。

然而,甘博照相机的镜头首先对准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人和社会,这和他在高等院校所受的专业培训完全一致。在甘博的 5,000多副照片和600张手工上色的幻灯片中,绝大多数主题是人。甘博的照片中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婴儿、幼儿园的孩子、学校的学生、童工、学徒、农夫、苦力、算命先生、教师、商人、官员、年事已高的老人等等。他的目的是记录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工作、组织、学习、娱乐、祈祷和经受困苦和磨难的。如果对甘博的照片就题材进行分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镇和乡村的工业和手工业、农副业生产、店会市场、宗教、民族和民俗、婚礼和葬礼,以及所有反映人类生活历程的写真。

甘博用相机抓住了既在变化之中而又是永恒的中国。五千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地劳作,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甘博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事实的人,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用笔和照相机,将这个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成功地凝固下来。尽管十尢世纪末期出现了轮船和铁路,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电车和汽车,但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靠双肩、双手和双脚生存的国家。工人、工匠、农民和家庭主妇们以手工劳动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添着每一件必需品。甘博的摄影镜头几乎涵盖了中国城镇和乡村中所有的手工业:纺纱线、织布匹、织丝绸、织地毯;制剪刀、傲火炉、编篮子、造铁锅、造纸张、打家具、钉鞋子、编草鞋、拉铁丝、编绳索、造铁铲、造大车和做棺木;弹棉花、磨粮食、染布、抽水、锯木等等、等等。

在缺乏现代化的运输方式的年代,客运和货运要靠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独轮车夫和轿夫等苦力的双脚和双肩。甘博在四川山区的摄影远足,就曾雇用了十五名苦力为其一行三人和十七件行李服务。记录人力运送木材、茶叶、烟草、盐、草鞋、粮食、水等等货物的生动照片,在甘博的收藏中比比皆是。

人道主义的情感
甘博深知中国人民在经受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惨和苦难。甘博的镜头不时地对准了乞丐、倒毙路旁的尸体、洪灾后的难民、赈灾粥棚旁等待施舍的人们。但是,甘博并不是作为一名旁观者来记录这些悲剧的。他对一贫如洗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使他的相机变成了他和异国人民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缩短了甘博和镜头前百姓之间的距离。科伦夫人回忆说,她后来陪同父亲访问印度时,发现父亲能够很快地和当地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起。“他一下飞机就带着相机到街市上游逛。••••••即便语言不通,他也能打听出小贩卖的是什么,能卖多少钱,能赚多少钱••••••。随后,他便为他们拍照。”

很少有摄影师能像甘博那样,把人造主义的情感融合于自己的摄影之中。甘博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始于他在高中和大学时代的社会服务活动和社会经济调查。1919年甘博在北京写道:我觉得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找机会密切接触一下他周困人们的生活。我本人在大学期间接触到社区何题、劳教团和社会救济,对此我非常庆幸。如果学生们在校期间接触不到任何社会问题,毕业后可能再也没有祝会。他们一旦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往往没有可能也没有兴趣再去考虑社会问题。于是,他们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会一无所知,而没有这种知识,他们不会有兴趣去关心周困人民的生活。

西德尼·D·甘博 摄影作品《通州鞋匠》
《通州鞋匠))是一幅充满人情的作品。微笑的鞋匠看上去六十多岁,他直视着照相机,手上拿着针线在衲鞋底。鞋匠脸上历经风霜的皱纹,他那双结实的双手,破的不能再破的衣衫,以及简单的补鞋工具,这一切造就的不仅是一个北京通州的普通鞋匠,而是勤劳贫困的中国人民的缩影。即使面对穷苦和艰辛,那微笑的脸庞闪烁着中国人民的友好、勤劳和诚实。它让人想起美国诗人朗法罗《乡村铁匠》的诗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整个世界,因为他不欠任何人。”

西德尼·D·甘博《妙峰山女乞丐》
另一副照片描写的是一个在妙峰山行乞的老妇。斯宾赛教授写道:“从她那宛如水手海图一样皱纹的脸上,你可以读到整个中国历史。”

西德尼·D·甘博《粥场嬉笑的男孩》
《粥场嘻笑的男孩》拍的是北京冬天慈善机构设立粥棚,为无家可归的穷人施粥的景象。两个身穿破棉衣的男孩,在一所小学校临时开设的粥棚排队等待分给他们的一碗热粥。男孩的笑容发自内心,友好、自然、机灵、开心,没有半点困苦的表露。如果也有上学的机会,他们也会像背后墙上成绩单上的学生一样,名列前茅。

宗教和风俗
甘博对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和风俗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既来自甘博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普林斯顿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也来自于他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切。他用笔和相机同时记录下中国人民的宗教和民俗,不论是儒教、道教、佛教、喇嘛数、伊斯兰教或是基督数和天主教。甘博尽可能详细地记录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宗教仪式,如孔庙繁琐的礼仪,雍和宫的打鬼舞,对佛教和道教名山的朝圣。甘博从不愿意向中国人民宣扬自己的教义,他的长女科伦夫人说,甘博的兴趣在于了解和研究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存在,而不是去改变他们的信仰。

甘博用他的照相机和16毫米摄影机,记录了旧时一年一度北京西北25英里的妙峰山进香的盛况。妙峰山每年吸引五万至四十万从北京、天津以及远至保定、张家口赶来的香客。但白三十年代初甘博离开中国后,这一朝奉盛会使渐渐衰落了。甘博至少三上妙峰山,拍摄了民众向“天仙圣母碧霞元君”进香祈祷的传统仪式泰山之神的女儿。传说这位女神是东岳。

作为人文和社会学者,甘博精心拍摄了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生命轮回中最有意义的“红白喜事”--婚礼和葬礼。甘博在他的关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生活的著述中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婚礼和葬礼仪式,他也从不吝惜胶片去拍摄这些喜庆场面。《接收结婚礼品》,描述主人的亲朋接受并记录客人赠送结婚礼物的场景。甘博在他的著述中写道:礼品通常是现金,以便帮助主人减轻筹办喜事的沉重负担。一场婚礼要准备新衣、被褥、床、家具、花轿、吹鼓手、喜宴等等。普通人家都会因此而负债。

繁琐复杂的中国葬礼让人大开眼界,”甘博在他的《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中写道:
灵柩后面跟着两行由男子和男孩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他们拿着手工做的花留、纸和布做的幡旗、绣花的丝伞、画符、纸扎的佣人、狮子、鹿、鹤、树枝扎成的房子和死者的画像。葬礼仪式通常使用轿子或老式的北平马车,同时配有纸扎的人力车、马车或车。乐队是葬礼的一部分,常常是旧式的吹鼓手和现代乐队同时出现。在大型的葬礼中常能见到道士或喇嘛。男性直系亲属穿着白色孝服走在棺材茄面。丈夫走在过锉配偶棺木箱游方,长子则是主要的带孝者负责打幡。死者的朋友也往往参加送葬,每人佩戴白花。

这些生动的描写在甘博照片档案中都有详尽的记载。甘博有机会拍摄了徐世昌总统九弟的葬礼仪式,对每个细节都做了记录。葬礼中使用了大量纸制的花、马、钱、仆人、房子、家具、人力车、轿子、汽车等,以便焚烧后供死者阴间享用。

葬礼 福特A型车 北京 1924年
《葬礼福特A型车》(见第40页)是一幅引人注目的新老结合的画面,四个人肩扛一钢纸糊的和真车大小相仿的福特A型车,车内还坐着一个纸扎的司机。

摄影艺术
作为一名业余摄影师,甘博在摄影艺术上的成就可和任何专业摄影师相比。1989年甘博摄影展在美国开幕时,纽约《新闻日报》评论员亚美瓦乐赫 (Amei Wallach)写道:“当甘博忘却控制自己对人生戏剧的激情时,他的作品就象狡猾的魔术师亨利·卡尔·布列松 (Henri Cartie Bresson)一样出色。”

老虎服 北京 1919年
“一位妇人怀里抱着穿老虎服的婴儿的那张照片实在令人着迷,婴儿占据了画面的中心,而拖着他的妇人半身则被巧妙地切掉”。

阅兵庆典上坐在香炉上的贵妇 北京故宫 1918年11月28日
另一张和布列松作品一样吸引人的照片是《阅兵庆典上坐在香炉上的贵妇》。照片摄于1918年11 月28 日的紫禁城,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庆祝停战日而在昔日的皇城中举行总统阅兵典礼。照片上的贵夫人身着丝绸,显然是为了休息一下站累的小脚,而坐在大铜香炉台上小歇。她嘴上叼着一根长烟嘴,两服从半架在鼻梁上的无边眼镜上方观看着庆典仪式。站在她旁边的女仆和她形成鲜明对照:女仆身着布衣,为主人拿着一个暖手的炭炉。观众不可避免地立即被甘博画面的成功组合所吸引:照片融新老、穷富、纯朴和狡诘、平民和权贵于一体。

甘博受益于摄影技术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半自动相机和高感光速度的胶片。尽管他的 Graflex牌相机“大而笨重”,无法与后来的35毫米相机相比,但该机毕竟属于便携式,使他可以走街串巷去拍摄生活。他的摄影技术在1917年第二次旅居中国时已经成熟,使他有可能拍摄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艺术作品。新泽西《星期日星报》的摄影评论家米彻尔•赛都 (Mitchel Seidel)对甘博作为摄影师所取得的专业成就做出了如下的评论:

坐在桌前的两个男人 理番至茂州 1917年
《坐在桌前的两个男人》即是一幅构图优美的作品。甘博在四川西北部拍摄了这张照片。两个包着头巾的羌族男人,坐在乡间小饭馆的桌子旁沉思。画面对焦准确,构图巧妙,令人深思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孔庙的钟和石鼓 北京 1918年
《孔庙的钟和石鼓》描绘的是置于北京孔庙的一座古钟和五座石鼓。石鼓相传造于公元前1125-225年的周朝,一座石碑笼罩在斜阳之中。《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第•格兰伯格(Andy Grundburg)的评论说:“和摄影师的其他作品一样,该照片构图精炼,技术上完美无缺。”十年后,一位在北京啥通照相馆(当时北京仅有的两家西方照相馆之一)工作的德国专业摄影师赫嗒•莫里森 (Hedda Morrison),在孔庙拍摄了同样一副照片。相比之下,专业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业余的。

甘博大概没有意识到他的摄影成就和遗产的价值。但是在晚年他曾怀念说摄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在普林斯顿大学1912级同学会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中,甘博写道:
还记得那个“大黑匣子”吗?当年它曾经是我个性的一部分。现在我已改用35mm的照相机,大多为我的孙子孙女拍彩照。当年拍摄的许多黑白照片仍在诉说着1912年普林斯顿学的政事。后来的照片有在州立劳改学校生活,有从威尼山巅鸟瞰锯齿形山脊,有20,000英尺高的克什米尔诸峰,中国的长江三峡,伏尔加河上的游船,丽目晴空下的富士山。此外,还有北京紫禁城里的和平庆典,故宫内开阔的宫廷大院、大理石台阶,精美的古铜器和金瓦盖顶的皇宫。


邢文军博士,是西德尼•D•甘博中国学研究基金会中国部主任。邢文军同时是中国商业要闻的主编和发行人。中国商业要闻是美国马萨诺塞州阿默斯特市的一家出版和咨询公司,专门研究是中国汽车工业。邢文军在阿默斯特市马萨诺塞州州立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博士,博士论文研究了甘博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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