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卫注:看完这篇报道,我的感受是:也许还很不成熟,但对中国教育,我看到了一点希望的光。
原标题:“叛逃”教育工厂

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

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北京市回龙观渥丘园,校长办公室里,50岁出头的王晓峰翻着书,一面看窗外孩子们在泥地里蹦跶。小朋友不时溜进来,一会儿奶声奶气来告状:大车老师大车老师,有人欺负我;一会儿带来一个布艺的小房子要给大车老师看,里边躺着一只初生的小猫。

这里是R学堂,一所起始于“在家上学”理念的新型私塾。

近年来,成都蓉榕、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上海的於杨……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案例见诸报端。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条传统教育体制外生存的道路。

“办学校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很快乐,很健康,而不仅仅是考试、学习。”王晓峰说。

王晓峰是1963年生人,后来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张冬青是他的同学。

王晓峰的大女儿外向又独立。一路名校上过来,越来越受不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到了高二,扛不住了,要退学。后来大女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闲暇时当背包客。

从老大的成长过程,王晓峰夫妇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一个孩子伤害有多深。

张冬青一直在大学教中文。她感觉学生们学了十几年语文,越学越差。不提理解力、感受力、审美力,“能够文从字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做到这点都不容易了”。

她讲张爱玲的《花雕》,学生就说封建主义、大男子主义。她讲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学生就说是封建主义残余。分析西方小说,他们就说资本主义。

“他们真的已经不会自己思考了。”张冬青一面教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他决定自己教女儿。时至今日,他仍然初心不改:应试教育无视孩子的人格成长,我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我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

成为母亲以后,董雯嫣撇去世相的浮泡,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前世今生,人与自然,人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董雯嫣是1974年生的内蒙古人,自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高分,进名校,从不思考这一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方向。

从北京广播传媒大学毕业后,她做记者和主持人,抢新闻,看资料,有时整宿不睡。这样疯狂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的状态不正常,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她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中外育儿书籍,她全看了一个遍,但愈发困惑。她订杂志。这一期说:生命在于运动。好不容易运动了一个月,第二期杂志又说:生命在于静止。“当场就被打蒙了。”董雯嫣说。

她终于想通: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来自信息。如果没有很完整的独立个体,信息是干扰,不是帮助,它会让人失去中心。

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求佛问道。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Bonnie。不过,她对教育意义的探寻,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了。

很多年以后的一场咖啡早茶会,当Bonnie坐在北京丽都广场的星巴克,吃着帕尼尼,和若干国际幼儿园的妈妈们讨论着中国教育缺憾、双语文化下的均衡发展时,Bonnie心里想:“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


种一棵树,在孩子脑里

最终,董雯嫣找到了华德福这个概念。

华德福教育始于1919年的德国,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基于人智学理论发展起来。人智学理论由基督教教义衍生,吸纳了大量东方哲学元素,是强调人的身体和心灵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如今,华德福学校已遍及世界各大洲,2004年,第一所中国大陆华德福学校在成都成立。

“从每个孩子出生那天开始,他的灵性就超过了你们所有的成人,然后你保护他的灵性就对了;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给他一些引领。”

思路是一致的:跳到体制外。而不同的父母,又各有倚重。董雯嫣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完整独立的人格和灵魂。王晓峰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各方面都强。Bonnie则希望孩子能进美国斯坦福大学,她很喜欢商学院的一句校训: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

她建议妈妈们从阅读开始培养孩子。于是2013年,Bonnie创建了一个叫“Readfirst(阅读第一)”的微刊,定期给家长提供书单,推荐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分析国内体制下的一些问题,帮助家长如何去适应以及调整自己。

她经常提起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学会尊重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你周围的人,遵从公共秩序,不要随地吐痰,穿整洁的衣服。这种公民教育中国现在是缺乏的。”

而这时的Bonnie也在一家韩国教育集团担任北京总经理。

一次,在首尔的一堂英文文学精读课,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正在精读《海底两万里》。老师要求他们写一篇关于尼莫船长的性格特征,5分钟即兴写完,然后上台去做演讲。

Bonnie眼前一亮。美国私校的英文授课模式——培养学生们用英文进行创造性思考、批判思考和逻辑性思考的能力,她感觉这是中国市场所缺乏的。从2012年开始,Bonnie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名为Elan(伊莱)的教育模式引入了中国。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发展起来的“英文健身房”。这里全英文环境,像是在中国高楼大厦里的一块飞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海量的英文分级原版图书,在外教辅导下,开始创造性写作和学术写作。比如,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戏剧用的是怎么样的场景?让孩子去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部自己的戏剧。

“就像在孩子的大脑中种一棵英文树,树根就是对孩子的英文进行创造性、批判性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只有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密,吸收的养分越多,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英文读、说、听、写能力’才越甜美。”Bonnie认为。


还能回到体制内吗?

董雯嫣采纳了德国模式,Bonnie移植了美国模式。而王晓峰夫妇的中式学堂,一切从“无”摸起——如何教,全无计划。

王晓峰和家长们先被“在家学习”的方向所困。于是召集了一大拨幼儿家长。大家坐着开聊,都说现行教育如何不行,大伙当如何如何,但睡一觉,又都没信儿了。到2006年8月底,开学前夕,只余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也要办。便一户贡献一万块,租房子、请老师,张罗了起来。

夫妻俩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语文课貌似最容易解决,“首先是阅读,学认字”。张冬青进修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学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古代历史传说、文化背景、典章制度、宗法继承……半年下来,只讲了几十个字。

“如果孩子一开始认识文字,就从这个角度开始,那多有厚度!”张冬青说。也有人说,这不太难了吗,这是研究生课程。

张冬青答:中国文字有特点,它是象形的,所以甲骨文都是画出来的,这恰恰符合孩子的特点。那背后的典章制度、历史你可以不讲,但神话可以讲。便用讲故事的办法,把字讲给孩子们听。

低年级的语文课,从绘本开始。像是《爱心树》、《猜猜我有多爱你》、《驴小弟变石头》、《活了100万次的猫》。夫妇俩看了绘本都很欢喜,“你会爱上它们的”。

除了阅读,孩子们还需要经历,王晓峰便会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外地游学,最近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培田古村。

脑子学的东西就是学问,它跟你的身体和心灵没有直接关系。你要随时让孩子的心和他所学的东西关联着。”王晓峰说。

“现在太过重视脑力的开发,忽略了心。”张冬青说。

在现行体制内教育,往往是语数英独统天下。但在这里,事情反了过来。王晓峰二女儿所在的那个班,三年级以前没有正式学数学,“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上这个课。”张冬青笑着说。英语也是后来才补上的,大人没想明白,就先找英文歌英文童谣放给孩子们听,“保持语感”。

后来他们从一本父亲为女儿编写的数学亲子教程中得到了灵感: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牧羊人去放羊,他没有数的概念,如果要知道羊有多少只,就用四个石子摆出羊的四个蹄子,就能代表一只羊了……

大多数时间里,低年级的同学通过数豆子数玉米数棋子来学数学。每个人发一堆,各人数自己有多少颗。然后各种数法,正着数顺了,倒着数。然后各种分,合和分,加乘就是合,减除就是分。

“一年级的孩子数,数几十个就乱了,但这是一种能力,手、脑、嘴、眼、心,对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背后量和序的感觉。”张冬青说。孩子们还玩四巧板、七巧板,搭积木,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几何。其他还有艺术课,美育课,学武术的体育课,还有一门叫“啊”课——就是手工课,孩子们起的名字。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王晓峰夫妇的课堂也从一个三居室,到三个三居室,后来干脆到回龙观渥丘园觅了五亩地,自己盖房。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到这所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小学里。他们给园子里种上竹子,给教室安装PM2.5空气净化器,不断给图书馆送书。

家长们通常会问: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

“没问题呀。”王晓峰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事。也有高年级的孩子转走。王晓峰观察,通常半年时间就能适应过来。至于高考,王晓峰还没想那么远,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也许不排除,组织一个突击冲刺班。


“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

当王晓峰的课堂一点点掘进的时候,Bonnie“阅读第一”的网络粉丝队伍已经迅速壮大到五万多人,北京、上海居多,覆盖全国各地。

不过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困扰——每天白天工作、下午晚上带孩子,凌晨还在更新微刊,快忙得没时间睡觉了。

董雯嫣正在接受为期一年的华德福教育。学校在京郊,倚靠着凤凰岭苍莽的山。下课铃悠然响起,像叩响一口钟。这时孩子们跑出来撒欢,爬树,打乒乓球,把室外的木地板踩得哗哗响。2014年9月,董雯嫣将在这里任职。

前一阵,董雯嫣参加大学的20周年同学聚会,她对身在电台电视台教育台的同学说,给你看看我们学校,你有机会给我们宣传宣传。同学们不搭理她。“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神神叨叨的。”

而面对老同学的各种拉风各种冷落时,她的反应只是:很好玩儿。“我才发现,我比以前有力量了。”

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家长和孩子需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面试,才能确定是否入学。“今年很明显,真的能感觉到一个大潮,有孩子是从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转出来的,好像大家都从体制里往外逃一样。”

去年,董雯嫣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村子里。房东要求长租,她也不多想,直接跟房东一签十年。“我相信这里会有十二年级的,我现在很相信直觉。”

《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基于216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48.60%的家长对在家上学的未来走向非常乐观,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39.66%的家长对在家上学审慎看待,认为只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只有6.15%的家长对其不乐观,对现状担忧;还有5.59%的家长选择“难以说清”。

王晓峰显然属于最乐观的那部分:“其实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它应该就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才有意思。”

说这话的时候,午休的教室里飘出《音乐之声》的原声乐;幼儿园的娃娃在窗帘后头呼呼睡着;一个单眼皮的小男孩趴在《昆虫记》的绘本上,他读到《蝎子:神秘的隐士》;教甲骨文和昆曲的老师正忙着准备南下福建的游学;而窗外,结了队的孩子在秋千上晃荡,在坝里跑啊跳啊,像地里结出一个个野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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