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毓生先生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这个委员会培养博士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花上几年时间,精读一部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学生们通过紧随大师思路亦步亦趋的过程,慢慢习得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能力——即使他们后来的研究与此经典无关,甚至根本就忘掉了它的内容,也不妨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章来源:2014-04-15 王东杰  南方周末



德国汉学家施耐德来敝校讲学。课后跟我说: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观念非常陌生。我颇感诧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至迟在中学已进入政治课本;上大学,读硕士、博士,都是必修;各级学历考试必考——我们的学生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料,前段时间偶然跟学生谈到“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他们一脸茫然: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而是根本就没听过!当年读大学时,常从一些老学者文中见到此说,很是费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性”与“逻辑性”怎么可能“统一”?又如何“统一”?搞懂这句话,费了我很多工夫。可是,今天的学生竟然没有听过!这下我信了施耐德。

我讲这事,并非哀叹人心不古,更不是以己度人。在正常情况下,“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原非人人皆须掌握的常识,更何况其后原有西方思想史上一条漫长线索做背景,确实不易弄懂。但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学生们对这些概念还闻所未闻,其故何在?我不由得起了疑惑,向学生打听,他们的政治课都讲些什么?

学生给我讲了他们的课表,科目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主要的好像只有一点:二十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后者讲授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常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起,简称为“马哲毛邓三,科学发展观”,朗朗上口。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这部分内容还会与时俱进,层累增高。用古人的话说,这是旗帜鲜明地“法后圣”。我当然不敢说,花在“后圣”著作上的时间太多,是造成对“先圣”经典掌握不佳的原因。但人的精力有限,课程体系重心既已明显偏向“当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源头的了解势必不足。明清以八股取士,已有“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局面。功令所系,原也无可奈何。

有人会说:先圣后圣,如出一贯;咸与革新,后来居上。诚然,诚然。我虽研习历史,并无好古之习,决不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已把真理说尽;今人面对时代所需,自应日新又新,才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水源头,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下的睿智篇章,这恐怕也是没有人反对的。20世纪以来的大学者,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是否信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都不敢等闲视之。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是在马克思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的。记得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他每次动笔前,都会先读几页马克思。显然,即使单纯为了激活思想能力,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访马克思,就像到其他一些如今正时兴的思想家那里拜访一样。

其实,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因他永远正确;而是因为,他永远可以向后人提供不断的思维灵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论点,今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有些甚至已被推翻,但他的批评者们,也还是要到他那里接受启示。因此,对陈先生的超越,毋宁是向他的致敬。关于这个道理,可以参看林毓生先生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这个委员会培养博士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花上几年时间,精读一部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学生们通过紧随大师思路亦步亦趋的过程,慢慢习得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能力——即使他们后来的研究与此经典无关,甚至根本就忘掉了它的内容,也不妨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只有学会“马克思式的”思考,才具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能够替代马克思。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而不能满足二手的转述,更不能仅从“后圣”身上揣想“先圣”模样。

常听人说,大学教给学生的不应是定型的知识,而应是思考的习惯、思维的方法和人文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作品,确可当此使命。因此,“两课”既是人人必修,是否更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多做停留,真的读点马克思,也读点真的马克思呢?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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