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信仰集体迷失、“小我”泛滥的时代,五四时期那种在民族主义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下提出的“自由”,却是当前所缺乏的。我们不应该只成为应试教育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应该成为犬儒时代下得过且过的物质主义者,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争取公民自由,培养独立人格,为了自己,更为了下一代。
原文标题:信仰迷失年代,还能再逼出一批五四新青年么?
图文来源:2014-05-04 楚尘文化



青年信仰集体迷失、“小我”泛滥的时代,五四时期那种在民族主义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下提出的“自由”,却是当前所缺乏的。我们不应该只成为应试教育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应该成为犬儒时代下得过且过的物质主义者,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争取公民自由,培养独立人格,为了自己,更为了下一代。

犬儒时代,五四精神在没落


1919年在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资料图)

搜狐文化:重提五四运动中自由的价值,您觉得在当前重要么?

刘军宁: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以及人格独立的提倡,这一点都是当下时代所缺乏的。

搜狐文化:钱理群说现在北大等高校培养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想原因可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青年信仰集体迷失的时代,“小我”泛滥,但是五四时期那种在民族主义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下提出的“自由”,却是当前所缺乏的。您怎么看?

刘军宁:我们当前进入了犬儒时代,在唯物主义教育下,一方面青年人无法发展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物质主义泛滥,犬儒的大门里挤满了人,你看公务员报考人数就知道了,每个人都想吃白饭,享受特权,而不愿意付出。

搜狐文化:您觉得五四精神是怎么没落的?

刘军宁: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强调集体主义和政治伦理,但压抑了个人自由,这也是我们重提五四的意义,应该强调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特性。


时代隐痛|刘道玉:大学面临五大危机威胁须从精神到物质追求上返璞归真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来源|中国青年报:北大在培养利己者)


回顾1919|五四追求西化却仍能保留传统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的正常生活的轨道(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到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来源|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追溯|五四精神是怎么没掉的

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

在德先生赛先生背后,在科学与民主背后,推崇的是自由与平等。思想解放,人格独立。胡适提出“不用典”,“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讲对仗”,以免“束缚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学。

民主以及科学,既是个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兴的手段。这就是五四运动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个人自由而要求民主与科学;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而要求民主与科学。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可以说,“五四”是空前伟大的一场运动,同时也是空前偏激的一场运动。“五四”之伟大,在于它空前地突显了现代自由精神──作为现代民主与科学之前提的自由精神;“五四”之偏激,则在于它那种同样是空前的反传统立场,整个就是一派“西风压倒东风”,但“五四”的这种偏激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此所谓“其势不得不然也”。(来源|黄玉顺:自由的歧路)

建国以后,我们学习和继承五四运动精神,却只是强调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基本理由是,它们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来源|冯建辉:命运与使命)

于是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来源|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信仰迷失年代,倡导自由、尊重传统尤为重要

五四运动中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认为传统文化是自由的天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是自由的枷锁、扼杀自由的罪魁祸首。于是进行全盘否定。五四运动中推崇的自由,是民族主义旗帜下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家国自由大于个人自由,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独特意义,但也被某些专家认为,放弃小我追求大我,是不自由的表现。但是到了如今时代,青年的“小我”占据主流,成了无信仰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却更值得敲响警钟。

在应试教育的培育下,考试机器们多数丧失了独立人格,对“公民自由”的争取,也日趋艰难。经过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的折腾,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体系都需要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呼吁五四精神的回归,也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搜狐文化


附:

新青年必读课:民国大师的演讲
2014-05-04  楚尘文化


章太炎:1919年初演讲
——今日青年之弱点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

演讲背景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五四反传统派对待国故的“纲领性”态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则,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倡导“国故研究”,是和刘师培、黄侃、梁淑溟创办《国故》月刊所倡导的“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不同,也和梁启超、张暄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有差异,他把“整理国故”看作是实践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手段。这是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上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它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

现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就还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那是史也”。本了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加它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

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女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一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

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还解

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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