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卫转载注:韩寒曾经说过:“电影只要关注现实,就不会太烂,谁让现实那么烂。”(详见韩寒新浪个人博客)。而对引起广泛关注并好评的“中国现实暴力电影”——贾樟柯《天注定》,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
图文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王晓渔



看到完整的《天注定》之前,先是看到村民迎接焦董事长的片段。整个场景颇为夸张:焦董事长夫妇走下私人飞机,村长让两名红领巾献花,一群手拿相机、摄像机的人围上来拍照,为了一袋面粉来到机场的村民开始热烈欢迎。“姜武”挤在欢迎队伍中,要焦董事长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下经济问题,焦董事长扬长而去,村民也迅速散去,但是“姜武”留了下来,被焦董事长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这是标准的“为富不仁”叙事,焦董事长是被高度符号化的炫富者。但村长明知“姜武”要举报自己和焦董事长,为何还让他加入欢迎队伍?“姜武”为何没有跟着村民离开,难道留下是为了想挨打?

这些疑问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增添了很多新的疑问。首先感到不适应的是,电影中的各种道具实在太新了。小吃店里窗明几净,墙上的招贴一看就是为了拍摄《天注定》新贴上去的。村长没有包一辆脏兮兮的中巴或大巴把村民一骨脑的运到机场,而是用崭新的公交车来回摆渡,公交车上空空荡荡,有不少空位子,比浦东机场的机场巴士舒适多了。随处可见的崭新道具,随时提醒着观众,电影呈现的是一个被擦拭过的现实。

有些情节设置得匪夷所思。拦截“王宝强”的劫匪,手提斧头站在路边,惟恐来往路人不知道他们是劫匪;“王宝强”看到劫匪没有加快油门,反而放慢了速度,仿佛在期待劫匪的到来;如果这是为了说明“王宝强”如何杀人成性,但是劫匪没有事先在路面上撒点钉子,再一涌而出,说明劫匪(或者说导演)的职业素养还不过关。“邓玉娇”的片段更加不忍直视。男客人推门进来,“邓玉娇”把他推出门外;男客人再次推门进来,“邓玉娇”再次把他推出门外:男客人又推门进来,“邓玉娇“第三次把他推出门外……但是,“邓玉娇”就是不把门从里面锁上,难怪男客人第四次推门进来。“叙事”一直是贾樟柯的软肋,但是叙事到让人发噱的地步,此前似乎不太常见。

贾樟柯无力把四个事件变成一个故事,拍了四部短片然后拼在一起,虽然《天注定》长达两个小时,但是分解下来,每部平均半个小时,匆匆忙忙,把暴力镜头拍完了事。“暴力”,是贾樟柯讲述《天注定》的关键词。但是,贾樟柯呈现出的暴力主要是那些人人都能看得到的外在暴力,用枪爆头、用水果刀刺向胸口(而且要把“邓玉娇”的动作夸张成女侠的姿势)、跳楼。对于微观的、精神层面的暴力,对于暴力是如何被唤起的、如何被放大的,对于暴力引发的不同反应,电影很少涉及。与新闻调查相比,电影的特长在于呈现这些,贾樟柯的特长也在于此,不知为何舍长取短,似乎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电影审查,因为过于强调外在暴力,只能会更难通过审查。

《天注定》很早就有剧透,与四个事件有关:胡文海案、周克华案、邓玉娇案、富士康事件。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余华的《兄弟》(下半部),试图以“怪诞现实主义”的方式书写当下,结果是既不怪诞,又不现实,只是怪异加上不着边际的想象。现实已经足够怪诞,不用放大,只要呈现出那些细节就可以了,但在《兄弟》(下半部)里,余华试图放大怪诞,反而使得怪诞呈现出太多人工的痕迹。同样,在《天注定》,贾樟柯不断放大暴力(与更为暴力的动作片相比,这点暴力又不算什么),但是现实中已经足够暴力,不用放大,只要呈现出那些细节,就足够惊心动魄了。如果电影只讲其中一个事件,讲得更透彻、更缓慢一些,暴力的褶皱可能会被展开,呈现出更多暴力的秘密。最可怕的暴力不是那些鲜血四溅的场面,那只是结果,最可怕的暴力是日常的暴力、内心的暴力、不动声色的暴力——那些微观的暴力,才是最可怕的。

这里不妨略过后面三个事件,只讲由于时间久远,公众已经陌生的胡文海案。2001年,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内持枪连续杀死14人,另有3人受伤,轰动一时。电影没有必要还原现实,但如果电影以现实中的事件为原型,叙事却比那个事件还要单调,就有些问题了。对比现实和电影,会发现在贾樟柯那里,暴力中的人物被符号化,暴力的起因、过程、结果都被简单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影视中心拍摄过40多分钟的名为《惊天命案》的法制节目,这档节目不出意外地充满劝谕气息,没有太多新意,但是保留了胡文海以及当事人的采访。胡文海讲话的神情夸张却又自然,他手里夹着一只烟,讲自己打死第一个人时,心里“相当紧张”,后来就“相当平静”了,讲到得意处,面带笑容。当记者问他如何克服恐惧,胡文海的回答是自己一点也不恐惧,头脑“相当清醒”,因为他是死过一回的人,此前差点被劈死。但讲到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胡文海不再是无所谓的神情,嗓子沙哑着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人家怕他告状,就往死里砍,他告状告了几个月没有结果,决定先下手为强。说到这里,他用袖口抹了抹眼睛。与胡文海相比,“姜武”过于“高大全”了一点,伤愈复出的他光天化日之下(胡文海案发生在晚上七时以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枪走在村子里,即使说去打猎,除了导演也不太会有人相信。

胡文海走向最后的选择,有着“不得已”的成分,电影里的“姜武”却有些无中生有。在挨打之前,“姜武”遇到的最大挫折是去邮局给中纪委寄挂号信,因为没有具体地址和邮编被拒绝。他对邮局工作人员大发雷霆,问她是不是和村长一伙,或者是焦老板的二奶。“姜武”说过自己学了几年法律,但是在电影里,除了这次去邮局寄信,没有采取过和既有程序有关的方式。他和村长、会计见面,咄咄逼人,反而是对方息事宁人。“姜武”接着又在机场当众要求焦董事长赞助他去北京告状,告状对象就是焦董事长和村长,这个时候焦董事长依然点头说好,但“姜武”接着又要求焦董事长当众说清经济问题,接下来他“如愿以偿”地被打了一顿。“姜武”出院以后(谁把他送进医院,电影直接略过),得了一个绰号“老高”,因为他在机场像被打高尔夫一样殴打。贾樟柯似乎想用“老高”这个绰号表明“姜武”受到的精神伤害,接下来的情节是,“姜武”找出猎枪,把会计夫妻、一名喊他“老高”的村委会办事员,村长,一名不停地鞭打马匹的车夫和焦董事长陆续干掉,然后电影转入了“周克华案”。

现实中的胡文海与此相反,他曾找到村煤矿工资表,以证明村干部贪污,并且征集到121名村民签名进行举报,但是无论举报到哪里,最后都被批回两个部门:一是乌金山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副书记对他说:“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经侦大队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敷衍。现实中的“焦董事长”,表示最初与胡文海关系不错,知道自己被他举报,也没有当面产生过冲突,只是一两年没说话,有次在车上碰到,给胡文海让了根烟,他没要。两人的当面冲突,仅此而已。这位曾经的煤矿矿长,一点也没有像焦董事长那样“炫富”,表示自己只是给别人打工。

与电影中戏剧化的“机场挨打”不同,胡文海案缘起于1999年6月19号的浇地事件,在接受法制节目采访时,胡文海没有忘记当初的经济账,浇一个小时地要一百二十七块钱,半个小时是六十几块钱,他想喊高家兄弟一起浇地,省点费用。叫了几次高家兄弟都没有反应,胡文海后来质问他们为何没听到(胡文海的原话是:“你耳朵卖菜,装着什么”),高家兄弟用铁锹把他劈伤。胡文海认为是村支书(电影里“村支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长”,这点可以理解)指使,后来承包村办煤矿没有成功,更加认为是村干部的原因。现实中暴力的成因很日常,不像电影中那么戏剧化,这种日常的摩擦几乎是绝大部分暴力的起源。胡文海曾表示,自己被劈伤之后恨得手指抓出血来,但没有声张,而是暗中调查,并且筹划着复仇。可怕的不是戏剧性的冲突,是平静,那才更有可能是暴力的前奏。

在胡文海案中,最具悲剧性的不是胡文海,而是被认定为同案犯,同样被判处死刑的刘海旺。这个人物也在电影中消失,如果以刘海旺的角度观察,这一事件会呈现出更加荒诞的一面。刘海旺经济拮据,曾向胡文海借钱。在聊天时,胡文海谈起和村支书有过节,刘海旺愿意为他们调解,并约定碰面时间。胡文海本来准备除夕动手,并且拟好计划杀死的四十五人名单,这次临时起意。他在向村支书开枪的时候,子弹哑火,命令刘海旺用斧头砍村支书。随后,刘海旺赶快离开胡文海,一度与装死躲过一劫的村支书在煤矿附近“狭路相逢”。当时刘海旺向村支书解释用斧头砍他并非己愿,村支书说“没事儿”。但村支书后来在供述说,怕刘海旺进一步加害他,所以以“没事儿”敷衍;再后来,村支书说自己手持钢棍,逼退了想害他的刘海旺。法院采信了村支书的说法,虽然胡文海也表明自己胁迫刘海旺,刘海旺最后依然被从重从快地判处了死刑。女儿对刘海旺说:“爸爸,你冤枉啊!”刘海旺的回答是:“冤枉也没办法……”刘海旺是暴力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暴力的人质,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卷入这个事件,最终在劫难逃。关于刘海旺,由于法院的裁定,可以谈论的空间有限,电影更有可能呈现出其中的多样性,但是贾樟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胡文海案之后,山西立即从重从快将胡文海执行死刑。这是否意味着暴力的终结?在电影中,警车出现,然后就转入了下一个故事,仿佛之后的问题交给法律解决就可以了。如果法律如此有效,或许胡文海案就不会出现。当地检方工作人员认为胡文海因为“浇地纠纷”这么一个“很偶然的事”产生纠纷,心胸狭窄。胡文海被劈伤后没有报案,据他所说,是因没有第三方见证,担心报案后,公安机关会以“浇地纠纷”为由,轻率处理,所以忍辱负重,自己去调查此事。从检方的反应来看,胡文海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暴力的阴影没有因为死刑而消失,反而蔓延开来。胡文海案后,整个村庄都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下。胡文海的女儿再也不敢住在村里,儿子读书的学校名称讳莫如深。胡文海的三弟从市区搬回村里,陪父母住,发现有人夜里围着他家院子转来转去,他凌晨爬到房顶,发现是邻村无业游民,怀疑仇家买凶,为了避免出事,想请小舅子们也住过来。大难不死的村支书和两个儿子也离开村子,家里只有妻子和老父老母,父亲七十多岁,睡觉不敢脱衣服,天天接送儿媳上、下班。传闻村支书住在丈人家,但小舅子撵了他几次,说“胡三少爷”(胡文海三弟)还要杀人,不要连累他家。一方面,“胡三少爷还要杀人”的风声传得沸沸扬扬,村里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压力最大的是“胡三少爷”,怕被仇家报复。胡文海案后,专案组找到当年参与举报的签名者谈话,很多人怕惹麻烦,不承认在告状信上签过名。虽然胡文海被执行死刑,所有人都在暴力的阴影之下,几乎没有幸免者。这些电影忽略的情节,远比电影所呈现的场景,更能说明暴力产生的精神伤害。

一部试图与现实对话的电影,应该深谙现实,不是只与“想象的现实”对话。暴力的死结是怎么打上的?暴力的发生有哪些偶然性?谁发动了暴力,谁被卷入了暴力?暴力的阴影是如何蔓延的?在这些方面,电影完败给了现实,甚至完败给了新闻报道。贾樟柯在评论韩东(他在《天注定》中客串出场)的作品时说过:“生活里的平庸比我们知道的还平庸,生活里的诗意比我们能感受到的还诗意。”这句话说得很好,生活里的暴力比我们能看到的还暴力。可是,贾樟柯没有呈现出“生活里的暴力”。贾樟柯还说:“韩东洞悉那些显而易见却不被我们发现的事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动声色却最惊心动魄的讲述者。”这曾经也是贾樟柯的特长,遗憾的是,《天注定》不属于此类。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我看到的《天注定》是网上流传的版本,如果可能,愿意支付观看费用。

注:本文关于胡文海案的描述,主要来自石破、刘志明《仇恨引爆悲剧——透视山西榆次“10•26”血案》(《南风窗》2002年第4期),同时参考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晋刑一终字第23号。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晓渔是学者、文化批评家。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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