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了解,蒋高明的这部著作仍然让我感到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大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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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刻的呼喊
——蒋高明《中国生态危急》序
田 松




这几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个灰盖子,连太阳的位置都看不见。《环球时报》转述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11年2月21日的独立检测显示,当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
据2月22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国土部公开承认,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有重金属污染。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因为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衡阳到长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这些“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
这样的消息常常出现,似乎在为本书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最基本的生存。
很多人常说,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会有很多人饿死;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会缺医少药,早早死掉。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事情却诡异地走向了反面,曾经每日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现在成了奢侈品,乃至于入口的粮食都出了问题,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
什么叫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粮食有毒,河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人类的生存还能持续多久?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进步,这样的GDP全球第二,有什么意义呢?


许宝宽《山林》之二,2007年4月,河北宣化县


王斌《运河西岸》


今天(2013年12月24日)北京又出现了大范围雾霾,上午8时乘车经菜市口、大栅栏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虽然来去也就两个小时,戴着口罩,嗓子还是很不舒服。街上不少行人也纷纷戴上了各式口罩,而天安门广场执勤的战士,为了中国士兵的形象,无一人带口罩。在为之感动的同时,也建议军队首长为了士兵的健康,为执勤的士兵佩戴口罩吧!李岩摄影

文天平《拾荒工》系列,拍摄时间2012年左右

康国生《我家就在岸上住》,2013年7月,沈阳。

我和同来的记者小陶径直闯进“地沟油”加工窝点的大院。西边是“地沟油”操作间,配有大型地下"锅灶".东边是地下"储油池"。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警觉的质问我们:“你们干什么的?”。小陶说:“我们想买点“地沟油”。中年男子回答:“这里是生产车间,不卖油!”他边说边走向西边。突然间他猛回头对我们大吼:“我们是市政府投资的!.....”。说完就恼怒地走向操作间。我靠近小陶身边,乘机抽出相机,对着西边“操作间”方向,按下快门后迅速离开。拍摄时间:2008年左右,贾德义摄

……


每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被告知,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是发展中的代价,是可以治理的。我们也常幻想,在这个局部之外,更大的整体是好的。然而,读过本书,把一个个局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就会发现,这个整体已经百孔千疮了!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
国在山河破!
即使对蒋高明的观点早有耳闻,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目睹,这部著作仍然让我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除在西南(西藏东南部)、东北及天山山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它地区的森林几乎全部退化了。中国已经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度。”
由于“围海造田”和过度砍伐,中国天然红树林面积己由50年代初的约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1.5万公顷,70%的红树林丧失。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处于濒危状态,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海岸带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
中国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30%,就是说,有70%渗入土壤或被雨水带走,进入河流、汇入海洋。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1997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
在这部著作里,蒋高明对中国的生态危机做了鸟瞰般的描述: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沙尘暴频生,生物多样性丧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饮用水短缺,食品毒化,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弥漫农村……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直接后果是民生艰难。一度作为田园象征和归宿的农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癌症成为农民的高发病: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1991年周边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
这样的癌症村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这个名单在书中整整列了四页!
我们当年追求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当年向往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生态危机,是中国接受了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文明在整体上出了问题。


在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成利益共同体。在制度上,科学共同体有责任生产出能使资本增值的知识。科学家也从工业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奥秘、追求形而上知识的哲人,变成了追逐现实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拥有哲学气质的科学家,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然而,这些匠人科学家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还常常展示前辈的哲人形象,打着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的幌子,谋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些年,我们目睹了科学家形象的衰落,几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造假获取巨额科研经费案,刚刚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作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案,都是明证。
更可怕的是,某些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与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门强强联合,结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中国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食物链,上游地区优先享用下游的资源,并且把污染转移到下游去。科学及其技术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和润滑剂。在中国内部,总体而言,东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农村是下游。在全球范围,中国处于中下游。中国以自身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为欧美国家提供着廉价的商品,接受着它们的垃圾;同时又因为碳排放全球第
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责;这使得中国的GDP第二格外荒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中国的某些科学群体所结盟的伙伴,还有国际资本。
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地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科学家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然而,这个群体并未承担起与其荣誉和地位相称的责任——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责任。实际上,由于科学家群体人文素质的缺失,很多人并不具备承担这个责任的能力,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蒋高明是一位生态学家。我想,生态学家能够超越数理科学狭隘的机械视野,看到生命和情感。
人们常常忘记一些基本的事实,人是动物,是灵长类人科人属的哺乳类动物。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脱离其它生物而存在,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托,共生共荣。只有人类,仿佛游离于大自然的生态链之外,对其它所有物种都无敬畏之心。人类以科学技术为武器,不断侵害其它物种的生存空间。数理科学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大自然被我们看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可以拆卸,可以复制,可以替换。所谓“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仿佛人类有能力、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改造,并且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以为自己在走向进步,走向发展,其实是走向绝路。当其它物种逐一被人类灭绝之后,人类还能存在多久?
物理学家能够看到宇宙和原子,却看不到草木鸟兽、地水风土与其间的关联。生态学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彼此依赖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自然以及基于自然的生活,蒋高明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常听他说类似这样的话:“土地不喜欢农药和化肥。”在这种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体,是活着的生命。这是一种与机械论完全不同的环境伦理。对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残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这种疼痛感从他的言谈举止、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就能表现出来。
这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观,不能沉默。
蒋高明是一个质朴的人,对于社会正义有着由内而外的追求,浑身上下洋溢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内蒙,他以其生态学实践表明,只要人类不干扰,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经济地恢复草场生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使很多同行颇有非议。科学家的新奇发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学家也就无法设计课题、获取经费了。
在山东,他建设生态农场,以其生态学实践证明,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农业或中国传统农业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这意味着,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得不偿失。而他的实践一旦推广,会使大部分农药厂、化肥厂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还需要强调的是,蒋高明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在国内外杂志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成果被国外同行写入教科书,以至于有国外学生慕名而来,做他的博士生。作为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本来也可以随波逐流,轻松地获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个利益共同体的对立面。
作为科学家,蒋高明并不是科学主义者,他能够欣赏非科学的文化。他说,要感谢少数民族,感谢他们依靠传统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态。传统民族敬畏自然,在神灵的指引下,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一直相信,在神灵话语与生态学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所以我想,生态学家更容易接受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对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蒋高明的思考已经从生态学延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文明本身。
蒋高明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分析当下生态危机的根源,抨击那个利益共同体的无知、无耻、无度,批判“带血的GDP”。他在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这也包括本书的写作。
蒋高明是一位有担当、有情感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才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痛心疾首、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一位生态学家代表大自然向人类的控诉。
这部著作视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的生态危机,分析了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工业文明如一架风烛残年的列车,虽然跑得飞快,却早已破烂不堪,修不胜修,很快就要散架了。
蒋高明的著作,在工业文明的丧钟上又重重地敲了一击。
振聋发聩。
如果这样的声音还不能把我们惊醒,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万劫不复。
我们还来得及吗?

2010年2月10日
北京-长春 Z62次
2010年2月15日
2010年2月23日
2010年2月27日
北京 向阳小院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作者: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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